人物｜翻译家郑克鲁：钻研一生，他只给自己评“良”

9月20日，翻译家郑克鲁先生在医院去世，享年81岁。

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总是那么温和宽厚。作为一名法国文学研究学者，他似乎太勤奋了， 笔耕不辍译著总数1700万字。他说：“翻译的过程是一种享受，译完一本书，感觉了却了自己的一份心愿，也完成了一项使命。”一盏青灯、一杯淡茶，陪伴郑老的是法国文学的丰饶世界，他也为此埋首钻研了近60年。

01 中国翻译的黄金时代

中国翻译史上，二十世纪初期和二十世纪末的翻译文学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两个时期，译界经历了两次意义深远的翻译高潮。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外国文学翻译热潮席卷了中国广大地区，也初步奠定了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地位。

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翻译文学却进入低潮期，不再受人关注。郑克鲁先生正是1957年走入北京大学的校门，他的曾祖父郑观应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著有《盛世危言》等启迪后人的名作。或许是受了曾祖父的影响，郑克鲁先生选择了文科，并在法语系开始了与法国文学的“初相遇”。

二十世纪末，中国掀起了第二次文化翻译高潮。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变革和历史转型，长期的文化封闭和文学禁锢解除之后，人们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充满了渴望，促使翻译文学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

大学毕业后的郑克鲁，恰好赶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一次招收研究生，他便师从李健吾先生攻读法国文学，开始了学术研究之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郑克鲁先生与柳鸣九及张英伦一起撰写了《法国文学史》。在这七八年间，经过对法国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和19世纪文学的深入了解，他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02 边研究、边翻译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百花齐放，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个国家的各个流派也纷纷陈列在国人眼前。但是对于翻译家来讲，面对外国作品中完全陌生的理论体系、创作背景、国情差异，边研究、边翻译成为常态。郑克鲁先生翻译波伏娃著作《第二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第二性》是波伏娃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西方女权思想的理论“圣经”。可是，这本蜚声国外的著作却迟迟未进入中国。原版发表17年后，中国台湾才出了《第二性》第二卷的译本，而大陆的节译本则出现在31年以后。然而长期以来，这本书犹如一个符号，虽在学术圈和文艺圈频频被提及，但很多人却反映“不好读”或者“翻译得很奇怪”。

原来问题所在是译本的“先天不足”。原出版的几种译本，除了少数节译本是根据法文翻译之外，其它都根据英译本转译。相关专家期待一个新译本的出现。就在此时，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得到了“唯一法译中全译本”的授权，希望郑克鲁先生从法文原著重新翻译这部书。可是对于如此专业论著的翻译谈何容易。

郑先生翻译时，“如履薄冰”，以准确理解原文为重要，不能意译，不时求证，法文原版长达1071页的专著，译成汉字约有70万字。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才译完全书。凭借这本译著，郑克鲁先生在2012年获得了傅雷翻译出版奖。

03 序言与注释——细节中见真知

郑克鲁先生认为翻译与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在翻译过程中要对文本进行细读、收集资料，形成高质量的序言和注释。他认为序言应该让读者知道作品好在哪里、其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受欢迎。所以他每本译著的序跋都是学术价值极高的研究论文。

但可贵的是他的“论文”并不晦涩难懂。如《基度山恩仇记》的序言，第一句话就抓人眼球、让人印象深刻——“古往今来，世界上的通俗小说多如恒河沙数，但优秀作品寥寥无几，其中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可说是数一数二的佳作”。

郑克鲁先生认为，无论做翻译还是写文章，开头都非常重要。开头译得好，校对的人会觉得这个人的翻译还值得给他花点功夫。读者看了开头，觉得吸引人，也会继续读下去。所以他绝不会轻易把开头译得很随便。有时候，开头译得不满意，就反复地看，三遍五遍地反复，尽量做得更好。

其次，译文中的注释也是郑克鲁先生极为看重的一点。郑先生在翻译时喜欢搜集法文资料，法国人如何评价作品，他们研究时发现了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虽然不一定完全在文学层面，但也蛮有意思。比如伏尔泰曾谈及路易十四赠予拉斐尔很多贵重的礼物，就要在注释中指出伏尔泰的错误：拉斐尔没去过法国。这么做并非要出伏尔泰的洋相，而是还原真实。

04 “我不愿花功夫在二流作品上”

对于出版社重译文学作品的邀约，郑先生总是谨慎的。他会对原有译著的质量、作品的好坏进行考量。他曾拒绝了译文社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的邀请，因为他认为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它小说“就差了”，他不愿意工夫花在二流作品上。

诗歌则不然。郑先生喜欢译诗，因为他觉得法国的诗歌是最优秀的。自从波德莱尔、兰波之后，法国诗歌长期执世界诗歌之牛耳。而且，法国诗歌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最大，比如阿波利奈尔、瓦雷里、魏尔伦的作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人特别喜欢。

1987年他回到故土上海，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有计划的法语诗歌翻译，后来结集为三卷本《法国诗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在学校里讲授并发表了一批诗歌鉴赏文章和诗论，后申请了一个科研基金项目，开始撰写《法国诗歌史》。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受到同行的注意，也得到外国诗歌研究者的好评。

05 翻译的要义

然而，对于一代翻译大师，郑先生心中翻译的要义是什么呢？

他认为“信达雅”还是最基本的。第一要忠实流畅，即“信”；第二要有文采，就是所谓的“达”；第三要精彩，要让人觉得“译得真好”，“雅”。“信”是基础，很“达”但不忠实，谈不上好的翻译。文本是研究的基础，不忠实的翻译即便文字优美也必须重新来过，翻译不同于文学创作，脱离原文绝对不行。

郑先生的著作和译著涉及文学、理论及史学经典，更有诗歌翻译逾万行。其中专著主要有： 《法国文学论文集》《法国文学史》《雨果》等；翻译小说有《蒂博一家》《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等；翻译诗歌选集有《失恋者之歌——法国爱情诗选》和《法国抒情诗选》等。除此之外，他主编了《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译丛》等精品书籍。

作为翻译家，郑老为我们留下了超过一千万字的译作，然而他却只给自己打了一个“良”级。他说，按照翻译作品的“信达雅”标准，信”与“达”，他是做到了，至于“雅不雅”，这得交由读者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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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13 【信息来源】管理员 【浏览点击】138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