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形成了一种群体形象，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身份感与民族自尊心，虽然祖国处于贫弱混乱之中，他们仍然像对待母亲那样不嫌弃她，对她的今天不消极，对她的明天不丧失信心，不把自己的命运与她的命运分开考虑，他们思想解放，视野开阔，追求民主，精神自由独立。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改造社会的积极性；他们有历史使命感，有天降任于已而应成就事业的意识；他们有信仰，有理想，追求光明与进步，较少把物质追求放在第一位；他们有是非界限，有嫉恶之心，有批判社会的意识，平日一团和气，一旦遇有大恶大非，敢怒敢言。
这一群人身上的这些优点，杨宪益差不多也都具备，甚至于有些优点更加突出。杨宪益，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曾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全本《红楼梦》、全本《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著，在国外皆获得好评。或许我们对杨宪益不甚了解，那就通过这本《译界泰斗：杨宪益传》来重温先生那段精彩人生吧。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译界泰斗：杨宪益传》由作者李伶伶所著。
杨宪益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性。他出身豪富之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十九岁时留学英国，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修古希腊、罗马文学。他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办报纸,宣传抗日，并努力争取英国朋友对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他怀抱火热的爱国情怀，是非分明，看到不合理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就要说话，就要抗议。
杨宪益归来于祖国抗战烽火正炽、民众流离转徙之时，他说：“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即使在中日战争改变了一切以后，我的心也没变。”他的思想境界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虽然杨宪益回国以后仍可算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可是那塔早已非同以往，它千疮百孔，四面透风，甚或摇摇欲坠，可杨宪益这样一个少爷出身的人，一个享受过西方物质文明的人，身在其中，却能安之若素。他也时有埋怨，但从未真正埋怨过自然环境与生活待遇，他所不能忍受的，是缺少相知相得朋友的环境。
国民党政府是被杨宪益唾弃了的，1949年他拒绝跟随去台湾，至死也不后悔当时的决定。当时他对共产党新中国充满希望，甚至愿意冒着危险为共产党收集与传递情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积极工作，连家也可以不顾。但当新社会一度出现了病症时，他却也不顾情面地加以斥责，在他的打油诗里、他的自传里，都时有表现。比如写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怪状，就有：“那年头，就像现在一样，在中国一名卡车司机可能比一位大学教授更有钱。”还有：“今天的大学教授想下馆子吃饭就难了，尤其是那些有孩子要供养的教授，除非是吃请，或是在北京有官方关系。”尽管这些批评社会的言论有时更像是一种牢骚。
正如他晚年在自勉诗所说的：“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
到了晚年的杨宪益本可以做一个心如止水豁达一切的人。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甚至于在他逝世的前几年，至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还时常表现出会被视为情绪化的东西。尤其是在他的自传里，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臧否人物，往往直言得更厉害。比如对罗家伦、对朱延丰、对梁实秋这些去了台湾的人，固然笔下不大客气，对他视为好友的卢冀野，却也并不刻意为说好而说好。如他写道，卢冀野说过，如果重庆陷落，他就要与汪伪政府合作了，因为那里面有他的国民党老朋友。早在1983年，他将他早年出版的两本书《零墨新笺》《零墨续笺》合并，交由三联书店出《译余偶拾》，他在序言里写到，由卢冀野给起的《零墨新笺》这个书名，自己并不喜欢。
若换了一个人，就不会这么说，至少可以不说。可是杨宪益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老了都还未将棱角磨圆的人，一个弃虚伪如敝屣喜欢讲真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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