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意义上的翻译理论研究，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界，都是近40年以来的事。西方科学意义上的翻译理论研究始于美国学者奈达1964年发表的《翻译科学探索》。在该书中，奈达借用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等研究方法，尝试对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一系列翻译问题进行科学探索。奈达也因首次对翻译现象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而被视为现代翻译学研究的创始人。但西方学界更为普遍认可的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学研究，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比利时和以色列召开的系列国际翻译研讨会。会议主题及其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都主张采用描写性研究方法对翻译产品及影响翻译产品产生、出版和接受过程的各种社会因素进行研究，摒弃了传统的规范性研究范式。而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则始于80年代末召开的首届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该会议汇集了当时学界知名的翻译研究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深入探讨。虽然起步晚于西方，但是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理论研究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注重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国际知名翻译学者甘比尔指出，考察翻译学科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看翻译教育在高校体制中的认可程度，二看学界对翻译研究的价值认知。自2004年以来，翻译学科开始招收博士生，成为与英语语言文学并列的二级学科，不再隶属于外国应用语言学，确立了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已开始在外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招收翻译方向的博士生。2017年，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了翻译方向博士点招生20周年纪念活动。据统计，自2001年以来，毕业于南开大学翻译方向（毕业论文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近70人。这些毕业生目前活跃于各个高校，从事翻译研究和教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国家和社会对各层次的翻译人才有极大需求，这促使了高校翻译教育的快速发展。自2007年起，教育部先后批准在部分高校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和翻译本科专业。迄今为止，全国已有200多所高校招收翻译本科生和翻译硕士研究生。我国高校的翻译教学也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翻译本科专业从无到有；翻译研究生教育从原来的定位（下属于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三级学科）、属性不清（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发展到现在的实践型职业翻译教育（MTI）和学术型翻译教育（MA）两个学位齐头并进，高校翻译教育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都建立了本、硕、博三个层次的翻译教育体系。从开设翻译专业的高校数量及国家对翻译专业认可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翻译学科建设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领先的。
兼顾应用研究与理论创新
伴随着翻译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翻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应用翻译研究成果丰硕。得益于中国翻译教育的发展、翻译实践的丰富性及中国翻译研究传统上重实用性和应用性，应用翻译研究范围得以持续拓展，从早期单一的翻译技巧探索、翻译批评研究扩展到本地化、术语管理、机辅翻译、语言服务、翻译技术、翻译行业等领域。全球化市场与新技术工具的应用不仅改革了翻译的工作方式，也改变了应用翻译研究的内容。翻译教学研究（包括教学法、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翻译测试、教师培训等）成为应用翻译研究的重点。粗略浏览《中国翻译》，可发现应用翻译研究占半壁江山，其中，翻译教学研究又占60%以上。
就纯理论研究而言，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对西方译论的译介和引进阶段及中国翻译理论的独立研究阶段。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以译介和应用国外的翻译理论为主，特别是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译介及其应用。由于西方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主要关注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对等及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与传统上一直重实践的中国译论有相通之处，因此，其理论概念如等值和等效等更容易为中国学者所接受。然而，随着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开始遭到质疑。此外，由于新的西方译论及新的研究范式未能及时译介、引进到国内，我国翻译界在90年代末曾一度出现“翻译理论研究的沉寂期”。与中国译界迥然不同的是，自80年代以来，国际翻译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取得了重大范式突破。学者们不再关注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对等问题，而是将翻译视为发生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产品，认识到翻译受译入语文化的社会规范、意识形态、诗学、委托人和读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进入了描写研究范式阶段，早期的对等范式遭到了批判和摒弃。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接受文化转向，语言学派翻译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翻译研究的路径出现多元化趋势，翻译理论的研究在整体上与国际学界保持了同步，涌现出许多翻译研究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翻译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人文学科，研究对象和内容更加开放和包容，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的语文学派研究路径和语言学派研究路径，还出现了语料库翻译学、社会翻译学、认知翻译学等。中国翻译学者开始提出基于中国本土翻译实践的原创性翻译理论，如译介学、生态翻译学和变译理论等。
多措并举促进翻译理论新发展
尽管我国的翻译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从学界对翻译研究的价值认知来判断，我国的翻译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还面临诸多问题。
首先，翻译学专业期刊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仅有《中国翻译》一家期刊入选CSSCI学术期刊。翻译研究的论文主要分布在各种外语类期刊上，而外语类期刊发表翻译学论文不仅数量少而且不稳定。据统计，2001—2016年间，有7000余篇翻译学论文发表在17种外语类核心期刊和3种翻译学专业期刊上。其中，《中国翻译》发表论文1300余篇，仅占19%。
其次，高校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多，而从事翻译研究的教师少。2001—2016年，上述17种外语类期刊发表翻译学论文年均450篇，而设有翻译专业硕士学位的高校有200多所，每所高校发表的论文年均不到2篇。而且，目前很多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所受学科训练并非翻译学专业，对自己的学科归属并不清楚：有的认为自己是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有的认为是翻译方向，有的则认为是外国语言学方向。另外，在博士论文的学科归属方面，很多翻译学博士论文封面写的二级学科仍然是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等。
再次，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仍然是强势研究领域，纯理论研究少。长期以来，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译介和应用西方翻译理论较多，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的翻译理论创新较少。
基于以上情况，笔者对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创办、建设更多综合性和专门性翻译学术期刊。翻译学科的建设，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专业学术期刊这样的学术交流平台。
第二，重新界定翻译，拓宽翻译研究的范围，推动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近20年来，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翻译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进而引发了翻译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变化。在西方，社区口译研究和视听翻译研究两个领域异军突起。我国学者也需与时俱进，进一步发掘和研究中国历史上丰富的翻译现象及当下多样的翻译实践形式，在此基础上，推出基于本土实践经验的创新型翻译理论。
第三，增强翻译研究的学科意识。法国知名翻译学者吉尔指出：“学术界有些学者本身并不从事口笔译实践，但他们对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也存在同样的情形。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翻译类立项的学科归属情况较为准确地反映了翻译研究者的学科背景。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翻译类项目中，归在语言学项下的占总数的50%以上，其余的则在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历史、哲学及体育学等学科之下。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翻译类共有63项（一般项目58项、西部项目5项）。其中有42项归在语言学项下，占翻译类项目总数的67%；其余21项则归在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等学科之下，占33%。以上数据一方面表明中国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并不仅仅限于语言学学科，体现了翻译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存在的问题，即翻译研究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研究范畴？翻译学研究的跨学科性与译学本体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都应是当今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翻译学者不仅有责任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高级翻译人才，还有责任推进和完善中国翻译学科建设，探索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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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1-09 【信息来源】管理员 【浏览点击】1429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