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识地还懂洋文，引入器物思想变革中华，数千年翻译事业发展史

现代同声传译实验室

在记录在册的翻译历史上，我国一共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翻译不仅能够提高文明的内在水准，而且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对外交往。宗教、政典、文学作品上荟萃众家精华的翻译事业，对中华文明的成型提供了重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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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至商周时期的翻译家：卑微之仆

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就出现了翻译活动。在人类语言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原始人类常年用肢体语言和表情语言进行交流。在部落火并或宣誓结盟的时候，有权势者的行为会被赋予标杆地位，众成员会在有意或无意间模仿之。在掌握语言能力之后，祖先们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文明。《礼记·王制》中就曾提到过通晓他族语言且从事翻译的人。由于当时的中原王朝在文化上极度繁盛，在当时的“翻译”事业中只有吸引外来归附者学习的过程，而少有向外学习的机会。

夏商周时期，华夏各民族之间出现了语言分化。由于各地民族的生长环境不同，所产生的的文化气质也不一样。一些偏离正音的俗语、地方语于是出现。一些游走在不同民族之间的翻译家被称为“舌人”或“象胥”，是谓“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也。”“胥隶”在古文中指跑腿的小官，可见当时的翻译官地位是很低下的。这说明古人还没有意识到翻译事业的重要性。

“外交官”和“翻译家”的角色在当时没有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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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至宋时期的翻译事业：“搬运”及“创作”

统一王权的建立使华夏文明有了成长的空间，由此之后，统一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开始形成，翻译事业遂开始取得长足的发展。我国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在东汉至唐宋期间，翻译的著作主要以佛经为主。从汉代开始，印度的佛教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佛教是以各大佛经为载体的外传宗教，其内涵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风民俗。

翻译家们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借助西方外来语创造了许多全新的词汇，从而丰富了汉语语音与语义的内容。比如，唯心、彼岸、刹那、姻缘、善果这些词语，经常被当时的文人墨客所借用。翻译家们的重要不仅体现在文字的编译上，也体现在“文明的翻译”也就是外交上。比如，人们所熟知的张骞就在外交活动中充当了汉文明的传播者和“翻译”者。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张骞不仅促使汉廷同月氏等民族产生交往，还将西方的食器、作物引入我国，极大地丰富了汉朝人民的生产生活。

张骞出使西域

除了为官方服务之外，翻译家们还借助佛经中的医学思想，丰富了中医的理论基础。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便在其著作中发挥了佛教的“四大”理论，他认为人要与自然之“四大”和谐，即与“地、水、火、风”等自然元素相合。人若体寒，则需补火。有风表，则需补气，提倡人与自然合二为一，顺应自然而生。他在行医实践中，又将佛教中“心安”视为治病的追求，认为“心定则安，不使散动”。

兼事佛、道的孙思邈

唐宋时期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唐朝统治者对翻译家的重视大大加强。《新唐书》记载，当时的译者官职很高，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的常设机构。在此期间，我国著名的四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次第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交往和开放。翻译工作亦变得专业化、系统化，从简单满足“听懂”向“雅致”发展。这些著名的翻译家提出了“质朴”和“文丽”两种翻译方式，此二者是现代翻译原则“直译”、“意译”的由来。

玄奘的取经、译经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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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内涵更丰富的翻译：引入西人科技

明末清初，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刺激之下，欧洲人开始向世界各地拓殖。结束于宋代的佛经翻译高潮将将止息，但在外来“西洋技艺”的刺激下，中国立马进入了明清时期的第二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高潮与此前不同，此前佛经的翻译是统治者主动向外“接纳”的文化交流，而明清时期的翻译则处于某种“被动”的状态下。与此前相同的是，这次翻译仍旧由社会上层人物主持，翻译主体尚未下及民间。

明末重臣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主持翻译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著作是这场翻译高潮的开端。在《几何原本》中，徐氏引入了西方几何学概念中的“点、线、面、直角、曲线”等专有名词，将我国古代传统数学理论与几何学相融合，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科学水平。传教士熊三拨又与徐合译有《泰西水法》，这部著作介绍了西方农耕、种植业技巧，推进了我国农业和灌溉事业的发展。传教士邓玉涵编译的《泰西人身说概》和罗雅各编译的《人身图说》将西方先进的人身解剖学引入我国，是为西方手术技术传入中国之始。

徐光启与利玛窦

除此之外，明末清初的翻译家们还将一些西洋“器物”带入我国。比如，明末众臣曾在洋人的鼓吹下力荐引入西洋大炮，以抵御清兵的攻击。一些经过改进的西方天文仪器如地动仪、望远镜也被引介入华。乾隆年间，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编钟、西式乐器成为达官贵人之好，丰富了上层统治者的审美需要。总而言之，明末清初的翻译家的确是当时社会中见识最广的一群人，他们的贡献不单体现在“翻译”上，更体现在愿意“开眼看世界”的明智中。

穿着中国官服的传教士，将西洋器法翻译为中文引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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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鸦片战争之后的翻译运动：关注思想启蒙

鸦片战争之后的翻译家地位十分尴尬。一方面，中国正面临着西洋强敌的挤压，出于民族尊严的原因，百姓们通常不愿意继续接受西方的“奇技淫巧”。另一方面，一些以翻译家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深切明白，只有更加了解西方、变革腐朽的封建王朝，才有救中国之可能。于是，鸦片战争后的翻译家不再拘泥于引入西方人的“器物”或“科技”，而专注翻译西方知名的政治思想著作，期待用此方式启蒙普罗大众。

于是，在中华大地上成长起了一大批翻译家。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成为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武器，对梁启超、康有为和胡适等社会名流起到了重要的教育作用。一些介绍西方历史、法律的著作，诸如《万国公法》、《公法千章》、《西洋史撮》等开始出现。在口岸城市，翻译家们还出版了中英、中法双语的政论性报纸和教育报。有的翻译家还积极充当清政府的外交使节，在唇舌相交之间，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不受列强侵犯。

丁韪良及其译著《万国公法》

人类翻译史，可以说是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共同进步的历史。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文化相异的各个民族无法产生深入的交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翻译家的出现，才减少了文明间的误会和矛盾，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沟通和理解。翻译家在与外界的接触之中，会不自觉地“润化”国家关系、丰富文明内核。翻译家不仅注重图书翻译，而且更注重对外来信仰、器物和思想的引入，以至在文明的发展中充当引航舵手的作用。文明的交往就如同相互汇融的河流一般，翻译活动是不能中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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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12 【信息来源】管理员 【浏览点击】143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