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北师外文
毋庸置疑，翻译文学业已成为汉语文化宝库的一员，是汉语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记得中学时代我的一位恩师曾经教导我们，说你们要想学习汉语写作，最好不要采用翻译作品为范本，而要多读地道的汉语文学经典。对此，作为弟子的我一直都深信不疑，并且拿老师的话教导自己的学生。我的这种信念自从读了王小波后被彻底颠覆。王小波自称：他在写作时取法的语言大师，是像查良铮这样的翻译大家。对于王小波的作品，自可以说三道四，但这是一位风格独具的作家，像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一点，恐怕没有人否认。
一部外国文学经典经由翻译的艰辛劳动被转化为汉语作品之后，在被汉语读者消费的同时，其多少带有一些“异样”的语风，不能不对汉语的风貌产生潜在的影响。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化文化语境下，汉语语言文化要想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从前，与外来影响彻底隔绝，恐怕是绝无可能的了。汉语在接受外来影响的情况下，自身的建构也会发生潜在变化。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都应该承认这一既定事实。我的恩师说的那种现象，在上个世纪中叶，的确是这样。但到现在，情形却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的新时代，中国人长了很多见识，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也非昔日可比。以前的中国人，读翻译作品感到最困难的地方，是长长的人名记不住，名字和爱称分不清，常常混淆人物。那时的翻译作品大多在正文前面附一张人物关系表，把每个出场人物的爱称、全称身份等先做个交代。现在无论是哪国的翻译作品，恐怕都不必如此大费周章。这说明经过这么多年“外国文化”的洗礼，中国人的普遍接受水平都大大提高了。这应证了艺术作品不仅创造美的对象，而且还创造出能够懂得美、欣赏美的大众这句名言。实际上，自从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来，现代汉语一直都是在沐浴着欧风美雨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北风”吹拂的环境下发展的。在这种环境下，要想借口维护汉语的“纯洁性”而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闭关锁国，实行鸵鸟政策，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话说到这里，油然想起一个相关问题，即外国文学经典有否必要一再重译的问题。
如上说述，与外国文学经典的相对“凝固”不同，其汉语译本却呈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特点。经典始终是同一个（些），而经典的译著却像文坛的运动一样，是“代代皆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常常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卡拉马佐夫兄弟》既然有了耿济之的译本，还有必要有什么别的人的译本吗？这样的人想象的翻译，是凝固的：一个译本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殊不知译本的好与坏是相对的，好坏的标准是“与时变迁”的。其原因在于一个经典译著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译者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对于一部经典具有“再造”之功——，是需要在译入语语境下加以评判的。和任何语言一样，语言时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一部译著的语言构成，既需要适应译入语的规范和习惯、意象模式和思维范型（归化），也必然难以避免一定的外来语语用习惯的渗入（异化）。总之，译著是在大汉语语言环境下实现其“生命”的功能（被消费）的，因此，不断发展嬗变中的汉语时时在更新换代，以致形成语言使用上的“代沟”。某次，我在一位华裔俄侨家里聊天，她的女儿在旁边和同学打电话。女主人告诉我，说她女儿与其同学流行的语言，连她这个俄语通也听不懂。我自己发现自己真的“老”了，不是在别的场合，而是在流行话语中。有一天惠然发现青年人习用的语言里，夹杂桌好多自己不懂的话和用法。这次惊讶地发现，自己是真的老了。据说一部《安娜·卡列宁娜》有250多个译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新的译本还会层出不穷地代代涌现。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持欢迎态度。
时至今日，其实翻译在全社会还是没有地位的。创作界人士以为一个人只有缺乏创作的资质，才会转而从事比较轻省的翻译的。翻译稿酬低由来已久，绝非一朝一夕能改变。翻译在高校和有的科研机构可以算“工作量”而不算“正经事儿”也是人所共知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也许翻译真的有一天会成为“风光不再”的职业，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很快。像翻译这种繁琐而又繁重的工作，让机器来做岂不是很妙的一件事吗？不光搞创作的看不起翻译，其实搞科研的也看不起翻译。搞创作的同时懂外语的不多，而搞科研的几乎个个懂外语，而且水平相当不错。拥有这样的资质，看不起翻译倒也说得过去。
但我还是固执的相信，在耿济之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还会有无数的“济之”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问世的，而且，甚至是每隔数十年就有一个。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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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12-21 【信息来源】管理员 【浏览点击】929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