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新闻中心 昆山翻译公司语言和翻译在中西文化、科技、军事等诸多领域影响深刻
前言
晚清翻译活动具有传递新知、启蒙思想及推动社会变革的功能。然而,学界对晚清与西方被动接触之初的译本研究似显不足。作为描写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译本研究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一个译本和其原本的比较研究,另一种是多个译本和其原本的比较研究。梳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或连续历史时期的多译本比较研究,就构成了译本翻译史。
译本比较的目的不在于寻找不同译本的翻译讹误,而是将译本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其接受情形,定位译本规律性的偏移,在此基础上探寻造成这些偏移的社会文化因素,并总结相应的翻译规律。
译本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建某一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缩影,探究翻译和社会文化的互动。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自1864年译成中文后,历经多次重译,逐步走向经典化。
尽管他的诗坛地位在其去世后急剧下跌,当下朗费罗的世界主义和跨国视野重新获得学术关注。事实上,这首诗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受到关注。
钱锺书从中西文化和文学比较的角度探讨了1864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和晚清尚书董恂的汉译本及文化意义,从而奠定了这首诗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地位。
此外,学界对该诗的汉译研究主要有:是从翻译艺术赏析的角度、译者研究的角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译本比较研究;
是从文学史的角度、从功能和影响研究的角度考察该诗在中国的传播。囿于史料的限制,这首诗歌在晚清民初的汉译研究尚需从文化的维度进一步发掘。
本文采用描写翻译研究的范式,以朗费罗的在同治时期《长友诗》威妥玛译诗底本、董恂改译本和以威妥玛之名发表在《教会新报》译诗定本为研究对象,梳理该诗晚清民初的学术接受史,
考察该诗译本与原诗以及译本之间规律性的偏移,以此管窥晚清民初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场景中译者身份与翻译意图。
方濬师在《长友诗》中,开篇借用后汉《东观汉记》收录的犍为郡掾田恭所译莋都夷作《慕化归义》诗三章,引范晔谓“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阐发蛮夷非我族类却怀有慕义向化之心,其语言文化优越感自不待言。
他仿《慕化归义》夷语与华文格式,竖排董恂改译稿诗句,将威妥玛译诗底本小字号分注句下,品评后者底本为“然译以汉字,有章无韵”。
在诗稿对比之后,又借引高要苏赓堂示西洋人诗,表达“圣人御世八荒集,同文远被西洋贾”之文化意图。方濬师在文中记录原诗作者为欧罗巴人长友,误以为长友是欧洲人。
小横香室主人的《英人威妥玛〈长友诗〉》概述了方濬师的《长友诗》,同样以《慕化归义》三章开首,采用方濬师对两个译本的竖排分注格式,最后附以短评。
其所录译诗稿与方濬师所录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短评:“道光时,英国人马里逊善书汉字,西洋人汗得能汉语,略解《鲁论》文义,与威妥玛之能诗,同为徼外同文佳话。今日吾国人好学英法文字,转抛荒本国文,得勿为外人齿冷乎?”。
编撰者将英人马里逊善书汉字与威妥玛能诗并称徼外同文佳话,对此颇为称许,然而对国人好学英法文字却感齿冷。
这种区别对待本国和他国文化的态度,折射了当时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和对他者文化的保守态度,和方濬师华夏文明“同文远被西洋贾”的文化观一脉相承。
玉麟的《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对威妥玛原译和董恂改译做了品评:董恂改译本“确是正地道的中国七绝”,然而无法据此看出原诗作者;威妥玛译文没有保留原诗的韵脚,将108山东外语教学2022年第3期原诗译为“粗浅的散文,但似乎还较改译的七绝能留存一些‘信’”。
数限制,又运用古典,与“胡译”一类,犯了“那个时代的人难免的毛病”。
而威妥玛作为同治时期的外国使臣,“能够这样把原诗之意传达为汉文,实在可说难能可贵”。同时,他认为“把诗人的名译义则总觉得极不对”。
玉麟的评判虽涉及到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但主要从翻译的“信”这一文本层面的标准衡量二人的译稿,并涉及译名应译音而非译义。从《长友诗》晚清民初的学术接受史来看,方濬师和小横香室主人的品评均以本土文化为中心。两篇文献开篇以田恭汉译莋都夷作《慕化归义》诗三章,引出威妥玛译稿“有章无韵,请于甘泉尚书”,暗合方濬师《长友诗》中所提道光间略通《鲁论》的西洋人请教高要苏赓堂。
董恂将威妥玛稚嫩的散文体裁以富含典故的七言诗,苏赓堂则以诗示西洋人,均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人对西洋人的文学“教化”。苏赓堂诗中前三联“宣尼木铎代天语,一警愚聋万万古。圣人御世八荒集,同文远被西洋贾。
窄衫高帽款门至,碧眼停观若心醉”,道尽了对孔子《论语》和圣人御世的推崇,描述了西洋人深受感召、慕义向化的场景,刻画了晚清时期普遍存在于官员文人中的文化优越感。
而玉麟的评价,则是以“信”为标准,从文本层面对比两个版本,认为威妥玛的译本更加忠实于原诗。
不过,小横香室主人和玉麟都没有提及1873年发表在《教会新报》上的《英国驻中国威钦差妥玛译西国名士诗》。在中西文化接触的初期,译者受语言的限制,翻译中难免出现讹误。
抛除由于语言水平不高而导致的讹误,描写这些译本和原诗之间、以及译本之间有规律性的偏移和差异,可从文化的维度阐发这些偏移和差异,从而理解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翻译意图。
总体而言,威妥玛译诗底本偏向源语语言文化规范,没有采用汉语的四言、五言或七言等古典诗歌的典律化形式和语言规范。
对本土文化而言,董恂借助改译稿中惜时图强的诗歌意旨,激励遭受鸦片战争蹂躏的清政府和国人蹈厉奋发。与同时代依然沉浸在大清华夏中心的保守官员相比,董恂与西方人接触多,对西方文化更为了解。
1864年他除了改译《长友诗》外,还为丁韪良等翻译的《万国公法》作序。在序言中,他指出:“今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由此可见董恂思想的开放性。
董恂作为晚清政治家和文人,认为威妥玛底本中“有策励意,无碍理者”。“有策励意”正适合激励备受西方列强凌欺的清政府和国人奋发图强。
而“无碍理者”是指与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相契合,这主要表现在董恂改译本中化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鲁阳挥戈”和“鳌里夺尊”等具有儒家思想特征的典故。
是从中西文化接触的角度来看,董恂借助改译威妥玛的译诗底本,行文化之“反诱”。董恂在润色翻译中,采用本土文化导向的改写策略,用本土的诗学、文化意象和语言规范来消除外来文化的差异性。
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对译者身份和翻译意图的思考。
尽管董恂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思想更为开放,但是在骨子里依然认为西方在文学文化方面不如中国。
《蕉轩随录》中描写了当时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贬抑心态《蕉轩随录》中描写了当时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贬抑心态:“圣人御世八荒集,同文远被西洋贾……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可以看出,同化西洋人,“反诱”外国人学习中国的礼仪和文化,是当时文人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普遍态度,也是董恂润色改写的重要目的。董恂不仅在改译稿中蕴含着文化“反诱”意图,而且他本人将这一意图付诸行动。
他将改译稿誊写在精美的扇子上,于1865年托由美国公使蒲安臣转送给朗费罗,成为晚清中美文学交流的趣谈。对于朗费罗而言,这把精美的诗扇为他蜚声海外锦上添花,因此专门设宴庆贺此事。
多年后,陈列在朗费罗博物馆的这把诗扇,倒是引发了不少学者游客慕名而去观赏,也算是实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互诱”了。
一首小诗的翻译,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仿若水滴大海,溅不起什么浪花。然而,这首诗歌在中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翻译和接受,已逐渐典律化。
文学作品在异国他乡的流传,不仅是文学系统之间的互动,更是文化之间的碰撞、交织和融合。恰如张隆溪所言,“无论是探索文学作品流传和接受的历史,还是跨越中西文化差异来讨论某个理论概念,中西比较研究都还可以大有作为。”
通过梳理《长友诗》的晚清民初接受史,探讨晚清威妥玛译诗底本与原诗之间的偏移、董恂改译稿和威妥玛底本之间的差异,
以及发表在《教会新报》上的《英国驻中国威钦差妥玛译西国名士诗》这一定本的文化意图,可以看出在晚清中西文化接触之初,西洋人和国人借助翻译图谋文化上的“诱”与“反诱”。
以史鉴今,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和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译者身份及其翻译意图至关重要。译者是翻译活动中两种语言文化的斡旋者。
结语
传统上,人们通常认为译者是作者的传声筒,是原文信息的复制者。然而,《长友诗》译本导向的描写研究表明,译本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文,译者也绝不是原文的传声筒。
【发布时间】2022-09-19 【信息来源】管理员 【浏览点击】1009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