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历史，现在还没资格。我的想法是老老实实先把希腊罗马的主要文献介绍过来。”
——王以铸
一
2016年我写过一篇王先生的印象记：“1980年大学入学的第一学期，我就知道了王以铸先生。世界古代史的课上，孙道天先生总会带上一叠参考书，随时翻开引用……讲古罗马史时，又是王先生翻译的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孙先生每当谈到这些书，都不会省略作者、译者、书名，可见他的看重、敬重，可见王先生对世界古代史教学研究的影响之大。王以铸的大名就此刻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孙先生在他的《古希腊历史遗产》序言里说……‘我国目前的希腊、罗马水平，除少数专门家之外，总体上还处于知识的普及阶段。并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对希腊知之尚少。’”
王以铸先生曾多次谈到过世界古代史研究的状况：“我国对西方历史的研究比起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历史的研究来，无论就广度和深度而论，都差了一大截。社会科学，特别像历史这样的学科，要有一个长期的、艰苦的积累过程才能指望有所成就。”“对西方古典文明我们基本上还是聋子、瞎子，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这跟孙先生的说法颇近，只是更悲观。
我想，他是从自己的读书经历来看这个问题。他说，“……语言方面我过去学过一点希腊语（包括新约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初步的希伯来语（不是今天通用于以色列的），还通过法语的有关专著学过一点埃及语……至于同希腊拉丁语有连带关系的希腊、罗马的文化历史，我只算是个爱好者，不是研究者。”“我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或翻译家，而只是历史学和语言学的一个普通爱好者，在这方面兼作一些介绍工作罢了。”这个定位，使王先生在他一系列的翻译研究中，始终以一个介绍者、普及者的身份在工作，前后一致，毫无做作虚饰。
二
在《奥古斯都》译者序里，他说想通过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奥古斯都和他的时代，回答罗马史里的两大问题：“为什么正是罗马，而不是某个古老的东方王国或希腊的某个城邦，成为这样一个大帝国的主人……又是什么力量或什么办法能使它维持了数百年之久？”
浏览王以铸先生的古典译著及其前言后记，他似乎在有意或无意间建立自己的古典研究框架：依附自己选择翻译的史传，抓住几个关键的历史人物，通过“有关问题的补充说明”，建起了自己的古罗马史架构。具体说来，他以共和晚期及帝国初期的人物为主体：恺撒、奥古斯都、尼禄、塔西佗、撒路斯提乌斯，前后辐射，随兴而谈，描画出了古罗马的历史文化全景。
王先生的古典译著大致有：阿普基耶夫《古代东方史》（1956）、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1957）；《希罗多德历史》（1959）《塔西陀〈编年史〉〈历史〉》（1981）；乌特琴柯《恺撒评传》（1986）、特威兹穆尔《奥古斯都》（1988）、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1995）、韦戈尔《罗马皇帝尼禄》（2003）、《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2009）等。
若对上述目录做一个简单的分类，我以为五十年代，是他纯粹的古典翻译时期。两本苏联的历史教科书为比较纯粹的翻译，《希罗多德历史》在“注释方面力避繁琐，而以简要为原则”。
塔西佗《编年史》和《历史》的翻译完成于六十年代，而这一时期他与人合作翻译了梅林的《马克思传》和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强化了他对古典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他说，“要理解马克思的学说，还非得从希腊罗马起步不可。问题在于，关于希腊罗马这个源头以及后来英法德等国在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古典研究方面的成就，我们到底了解多少，是否作过认真的研究？”1980年代，他进入了相对专注的时期，起点是塔西佗旧译的重新校订注释。他的罗马史研究的重心大致以塔西佗著作涵盖的历史时期为范围。他的工作包括相关史书和传记的翻译、学术争鸣、注释、普及知识背景、梳理家族关系、制定年表等等，对古典历史学家的研究。
大概《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偏离了他专注的共和晚期和帝国初期的范围，“译者赘言”是半自传性的文字。他为《古希腊风化史》《古罗马风化史》等中译本作序不妨看作书评书介。
与古典相关的文章，主要有《古代罗马的“书籍”“出版”事业》《再谈古罗马的书》等文，大概是前几种序跋里不便展开，手上又资料丰富，颇有心得和内容的专题探讨。
三
史学研究跟语言密切相关。比如商博良解读罗塞塔石碑，罗林生破译楔形文字，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与认读，都有划时代的意义。民国年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充分显示了对语言与历史关系的重视。所长傅斯年主张历史、语言的研究要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我想王以铸先生正是在这一点上来看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先天不足。
王先生的翻译会充分利用自己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比如，他翻译塔西佗参考了英法文的多个译本，“这些译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并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编年史》和《历史》这样的原作的含义，这就便利了中译者对译文的理解……遇到几个译本相去很远或完全不同需要核对原文才能最后确定的地方，则核对拉丁原文解决。”又如《奥古斯都行述》，他在翻译中，“依照洛布丛书的拉丁文参照所附希腊译文和洛布本喜普利的译文和《罗马文明》……提供的译文（都是英文）译出的……洛布本的拉丁文本出版于1924年，此后学术界在这一史料本身的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我一无所知，但估计部分应当反映在三十年后的《罗马文明》（第二卷）的译文上，因此凡《罗马文明》本译文同原文有出入或补充之处均予注明，但我无法用更新的拉丁文本加以核对，这是要请读者见谅的。”
多种语言的优势，使他在阅读和翻译西方现当代研究作品和成果时，对文本有自己的判断，不会随大流，人云亦云。如：“欧洲人译诗实在译得太随便了。且不说贺拉斯原作的味道传达不了，就是内容大都和原诗也相去甚远！”
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不懂古典语言，研究始终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的。“作为研究者不学拉丁语而研究罗马的历史文化，就好像不通古汉语，不能从原文读《左传》、《史记》、《汉书》等书而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一样，等于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
四
翻译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语言和专业知识。很多年前，何兆武先生曾告诫我，“要保证翻译质量，首先要求译者有较好的专业知识……不过关，就弄出很多常识性的笑话。如Maine的《古代法》一书……在历史上就弄出了笑话，把royal与imperial混为一谈。其实royal是指法国革命前旧制度的王政，imperial是指大革命后拿破仑称帝或法典。这两个字……被译者混为一谈，全书理论就都绞了线。犹如千载之下，有人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混为一谈……”“我不是认为中外文的基础不重要，但我要强调专业知识的重要。这一点是许多出版社所不重视的，所以就一味迷信‘外语学院’。”这是他从阅读经验、翻译实践以及对出版社现状的考察中的心得。
王先生在《谈谈在翻译工作中看到的一些问题》中，对于“‘会外文的就能翻译’这种近于无知的世俗偏见”，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翻译工作者至少得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理解原文，专业内行，文字能力。翻译家必须学有所专、学有所长。他举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英译本的例子。希克斯以原文（古希腊语）译文（英语）对照的形式，并撰写了详细的引言和五六倍于原文的注释。“他的译文实际上就是他的研究成果。”
王先生的兴趣广泛，翻译涉及的领域也不限于历史。中学时代试译王尔德，四十年代开始译日本古代随笔《徒然草》，历四十年，沉迷其中，到八十年代方完成，他的译序、注释，反映出他对日本古代文学和历史研究之深之厚；《歌德席勒叙事谣曲选》等，这些被他自嘲为“消遣”之作的东西，都是功力深厚的翻译和研究。又如他跟人合译的《马克思传》，“除了译校此书之外，还加了将近五百条的译注附在书末。……为此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有时为了一句诗、一段话的出处要考查很久才能解决，其困难的程度决不下于翻译本身。”他说，高水平的注释可以画龙点睛，注释的深浅详略必须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把握好度，并非越多越好。
五
我以为王先生的文字有两大特点：真诚、丰腴。
先说真诚。讲述翻译历史时，王先生的态度极为真诚，绝不会故弄玄虚。对于任何可能造成阅读障碍的地方，因东西不同而难以理解的事情，采取了包括脚注、夹注、行文说明，甚至是中西对比等等方式开路架桥。
如为了说明恺撒被刺后形势的发展，他引用普鲁塔克《布路图斯传》加以说明：“安托尼乌斯要求公开宣读遗嘱，并且遗体要体面地，而不是秘密地抬出来，以便不伤害民众的感情（罗马有大批恺撒的受惠者，这一部分人的力量不可小看——引者），对此卡西乌斯极力反对，布路图斯却让步了（恺撒毕竟宠爱过布路图斯——引者），因此人们认为他犯了第二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饶了安托尼乌斯一命——引者）”文中夹注，看似随意，却反映了他普及知识、讲清史实的平和心态，“真正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历史，现在还没资格。我的想法是老老实实先把希腊罗马的主要文献介绍过来。”他将自己深厚学力和学问用作平常普及工作，这就是真诚。他在接受采访时冲口而出：“大家在工作时遇到问题，一起讨论研究，有人能解决，有人不能解决，这些地方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和学问。”并非显摆，也表现了他对待学问的真诚。
他的许多补充，都是从普通读者着眼来写作的。“罗马的婚姻与妇女问题”一章，是为了让读者理解恺撒的婚姻状况：“恺撒一生正式结婚就有三次……在这种正式的婚姻之外，恺撒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但恺撒最爱的却是玛尔库斯·布路图斯的母亲谢尔维利亚……他在行省也有这类纠葛。这一点特别从士兵在为征服高卢而举行的凯旋式中唱的叠句歌看出来：‘罗马人，看管好你们的妻子，这里可有一个秃头的色鬼……’他同王后们也有恋爱关系……特别应当指出的却是克列欧帕特拉：他常常同她彻夜饮宴……从我们东方的伦理观点来看，恺撒在这方面简直是个无法容忍的、道德败坏的人，但历史唯物主义者只能把他放回到两千年前罗马那个具体环境里去评价他。” 又如“古希腊的音乐和尼禄的歌手‘生涯’”专章是为了凸显被强制安放到皇帝宝座之上的艺术家的悲剧，具体地介绍古罗马赛车的情况，是给尼禄时代补充一个有趣的文化背景。
他的这种态度跟他的翻译理论是相通的。在《翻译四题》有一节“翻译？解释？”，他说翻译一种文字，总是容易带一些解释的成分。严格地说，解释不能说是翻译，因为解释跟原文并不对等。在翻译某些作品时，就有必要使用一些变通的办法，以达到既是严格的翻译同时又不致使原文的意义走样的效果。“一种办法是由译者在译序和有关注释中对自己的译文作一详细说明。”
王先生的真诚还表现在他的学术态度上。如对顾准的评价。“希腊城邦制度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即使就史实而论，许多细节远还没有弄清楚，学术界一般可能回答的也只是这一制度同希腊古典文化的高度发达的关系的问题。要把它同整个西方历史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评论其利害得失，这还是一个远未得到解决的课题。历史学家大都还停留在现象和事实的浅层，没有达到揭示其所以然的深度，更不用说把它同另一体系的文化作比较了。然而这研究方向应当说是绝对正确的。”
虽然，他说中国在学术上毫无发言权，但在具体问题上，他还是有话要说的。关于恺撒的仁慈政策：“到处是刀光剑影，到处是阴森森的杀气，到处是血淋淋的凄惨景象——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上才能了解恺撒提出的clementia政策的意义和分量。但本书作者没有对这一政策作出应有的评价，而随意对之采取嘲笑的态度，就未免有点失之轻率了。”
六
初读王先生的文章，会有一种结构散漫、信马由缰、任意发挥的感觉，有时还会有杂乱的印象。然而，你又无法摆脱它的吸引力。为什么？我以为王先生的文章之美，在其丰腴：骨肉坚实、胶质丰富。谈论历史时的纵横捭阖，遇到难点时的四两拨千斤。任何人事、典故、细节，在任何可能出现疑问的地方，他都及时地对相关知识、背景等等进行补充、描述、评论、注释，出西入东、上下古今、串联融贯。
“在当时罗马人心目中，只有完成了希腊式的教育才称得起真正有学问……这和日本人必以汉学作为根底才算有学问一样……罗马上层人物之间用希腊语交谈就好像沙俄时代上层的俄国人用法语交谈那样普遍。”（《奥古斯都》P22-23）
“古希腊的史诗大多由竖琴伴奏演唱，这和我国民间的有三弦伴奏的大鼓书并无二致。行吟的诗人或歌手（他们往往是盲人）被召来为宴会助兴，有如过去鼓书艺人之应‘堂会’，口头文学的史诗在描写方面有很多作为民间文艺特色的套子，到时间就把它们用上，这也和我们大鼓书里的‘幅’差不多。”
“柏拉图认为音乐不仅能影响人们的情绪，而且能提高人们的品格，因此他十分重视人们的音乐教育，这种看法在许多方面和表现在《礼记·乐记》之中的我国儒家的音乐理论是相通的。……罗马人其实并不爱好音乐。特别是老加图式的上层老派罗马人，简直对歌唱和音乐抱着极端蔑视的态度。我们从《论语》，一定早已知道孔子是喜欢歌唱的，‘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这事如果发生在古罗马，竟会是一件非常不体面的事情！老加图为了说明他的一位对手品格卑劣，举的例子是‘他竟然还歌唱哩！（Praeterea cantat）,完全是一派极度瞧不起的口吻。我国古代以弦歌之声表明教化水平之高，这在古罗马的上层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罗马的否定音乐的风气并不说明罗马社会里音乐不存在，只是说罗马人视音乐为贱业，就好像过去我国把演员归入下九流，称为戏子，并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一样。”
王以铸精心选择了三部传记翻译成中文，其译者序跋的主体内容都是“补充说明几个问题”，“书中某些提法为译者不敢苟同或某些地方译者认为说得不够完全的，就分别在序言中加以讨论或补充”。他以这种方式，对翻译的文本进行评价，分享他的研究成果，阐明他的学术观点。他的这些序跋，涉及了罗马史的各个时期，涵盖了十分广泛的领域，从中可以看出古罗马历史的剪影，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古罗马的社会生活全景：道德风尚、文化艺术、宗族关系、妇女问题、风俗娱乐等方方面面，丰富了历史的细节。
最近，我打电话跟郭长刚（上海大学世界古代史教授）兄聊王先生，希望他从古罗马史的专业角度谈谈王先生，他说哪有资格，唯有四个字表达敬意：“高山仰止”。我斗胆将读王以铸先生的一点想法写出来，表达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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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5-11 【信息来源】管理员 【浏览点击】2739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