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 他是自信的中国译学阐释者
在学界，罗新璋先生有着多重受人尊敬的身份：他是傅雷翻译的研究者、弘扬者和践行者，素以“傅译传人”著称；他是誉满译坛的翻译理论家，发表了《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钱锺书的译艺谈》《翻译发微》和《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等论文；他是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创铸了《红与黑》《列那狐的故事》和《特利斯当与伊瑟》等翻译文学经典；他还从事图书编撰工作，校对了《傅雷译文集》，编撰了《翻译论集》和《古文大略》等图书。从罗先生的翻译理念中挖掘和阐发传统译论的当代价值，从他的译者生涯中继承和发展译界前辈的优良传统，对于推动我国的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红与黑》：数易其稿成就精品
罗先生的翻译生涯与他本人的职业紧密相连。大学毕业后到国际书店工作，罗先生利用休息时间阅读傅雷、李健吾和杨绛等人的译作，抄写傅雷的译文，以此弥补被“用非所学”而荒废的专业知识。几年间，他抄了255万字的傅雷译作，这是效仿、学习的阶段。随后，他任职于外文局，在《中国文学》从事中译法的工作，这17年是他的起步、积累阶段。离开外文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工作起，罗先生进入了翻译的发展、成熟阶段。他陆续翻译了《红与黑》《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当与伊瑟》《栗树下的晚餐》《不朽作家福楼拜》《黛莱丝·戴克茹》《莫洛亚女性小说》和《艺术之路》等作品，还翻译了《金字塔感言》《多尔市演讲辞》和《文学史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
《红与黑》是罗先生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译作。他精读几十次而数易其稿，交稿后又修改了两次，如此打磨终于成就精品，引起译界关注。张成柱认为罗译是“不带一点‘翻译腔’的精彩传神译文”。罗国林觉得罗译“较之以前的译本有很大的提高，甚至有相当大的突破，而较之同时期出版的译本又最富特色”，并且“较之傅雷的译作，依我看，已有某些超胜之处”。
柳鸣九、罗国林、李玉民等法国文学翻译家均表示因为罗译而放弃了翻译《红与黑》的念头。柳鸣九说：“我生平有一志，只想译出《红与黑》来，但得知他（罗新璋）在翻译《红与黑》后，我心服口服，从此断了这个念想。”罗国林表示，有出版社约他重译《红与黑》，他没有接受，理由是“有罗新璋的译本在先”。当然，罗译在语言、风格上也招致多方批评，认为其存在翻译过度的问题。罗译因此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译界《红与黑》大讨论的主要评论对象之一，参与、推动了《红与黑》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至今依然是《红与黑》及其译本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在几十本《红与黑》中译本中，罗译被公认为翘楚，被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成为我国翻译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
传承创新：弘扬傅雷翻译思想
如前所述，罗先生的翻译是从效仿、学习傅译而起步的。他从大四起就与傅雷通信，探讨翻译之道，先后收到近十封傅雷的亲笔书信。他极力保护了这些信件，从而为傅雷的翻译思想留下了证据和资料。罗先生以《读傅雷译品随感》为滥觞，先后发表多篇文章阐述傅雷的翻译思想和精神品质，傅译因此成为他学术理念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罗先生认为，傅雷的翻译生涯可以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阶段，以《欧也妮·葛朗台》为标志，傅雷译事成熟、译风形成、译论提出，在文学翻译界自成一家。傅雷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罗先生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靠传神之法。因为“在直译、硬译、意译、传神、等效诸种译法中，数传神成就最高”，而“文学翻译的枢要，亦在传神一说”。落实到源语输入和译语输出这两个具体的翻译过程，傅雷的“传神”首先在于对原文“心领神会，化为我有”的透彻理解。其次是在表达功夫上对中法两国语言文字、艺术风格的融会贯通：“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罗先生还注意到傅译成功背后的译者原因：崇高神圣的使命感和精益求精的倾力重译。作为“五四”后的知识分子，傅雷怀揣着“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的翻译动机和精神动力，以高度的热忱，不断切磋打磨，力求精益求精，铸就了《高老头》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一大批历久弥新的翻译名著。罗先生还注意到，出现傅雷这样一位大翻译家与当时的翻译环境、译者群体和译学研究有着重要关系。同时，在谈到《约翰·克利斯朵夫》时，他认为傅雷是“拿来了一种可贵的异质：力的颂扬”，作品“一直予人强烈的感应”，指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也是该作品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因素。
罗先生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傅雷由衷的膜拜、忘年的默契和考据之后的钦佩。基于这些情感，他率先垂范，对傅雷的思想展开缜密解读，希望在译界弘扬傅雷精神。罗先生似为傅译的“不叛之臣”，但对傅译并非一味褒扬袒护。他认为傅雷的译著也存在“大醇而小疵”，如在展现每位作家的艺术个性上仍有差距，《文明》等作品也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缺憾。这些都表明，他的学术批评是客观和公允的。
翻译：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
罗新璋在丰富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翻译理念。他认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并将“近代之翻译文学”置于王国维所谓“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这样“一代之文学”的地位。在翻译界，谢天振曾呼吁扭转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和外国文学中的“弃儿”地位，认为“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罗先生则更进一步，认为翻译文学在近代以来居于中国文学的主流地位，从而充分肯定了翻译的创造性成果。他延续了王国维的学术观点，认为“元之曲”之后当是“明清之小说，近代之翻译文学”，此观点颇有见地，堪称学术创新。
“三非说”是罗先生翻译理念的高度概括。“外译中，非外译‘外’”强调只有使用纯粹的中文进行创作才算翻译；“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强调翻译应该工于语言技艺，化之以求文学效果，实现从语言转换到文学融会的跨越；“精确非精彩”讲求的是翻译不能止步于忠实原则，而应该精益求精，实现精确之上的精彩。“精确”和“精彩”既是翻译之难，也是翻译所求。他强调翻译质量取胜的关键是翻译技巧，尤其突出译者领悟的作用，指出翻译需要译者“译时妙悟，悟而后译，依实而华”，从而达到传神之效。
文化自信：勾画中国译学的蓝图
20世纪80年代初，罗先生受邀编撰《翻译论集》，在此材料基础上形成了序言《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随后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对我国译学追本溯源、条分缕析，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中国传统译论的恢宏画卷。
罗先生指出，我国早在远古时期就有翻译活动，有文字记载的翻译史绵延于汉末以来的1700余年间，可以分为“汉唐以来”、“近代和五四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三个历史阶段。在对上至《周礼》《礼记》、汉六朝，下至唐宋、近代、现当代的中国翻译历史的梳理中，罗先生将我国传统译论凝练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八个字。在此基础上，他加进梁启超的递进说、林语堂的并列说、艾思奇的主次说、周作人的打分说、鲁迅的信顺说和朱光潜的近似说，为我们勾勒出一张“我国翻译思想简表”。罗先生还指出，我国“翻译思想的发展呈螺旋形上升，往往后发前至，同时又有所扬弃，一层深于一层，一环高于一环”，从而形成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
在探讨我国传统翻译思想的过程中，罗先生首先注意到我国译论学理的首创性。他认为我国不仅译著丰赡，而且译论深厚。在分析唐代贾公彦的“译者易也，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时，他指出：“译之言易，使之相解，即意涵相同之形式变易，实属探本之论。从时间上，可奉为世界上第一条翻译定义，在学理上，或为世界第一翻译定义。”其次是他概括出我国译论的独特性。罗先生认为我国译学有四个特点：一是立足于翻译实际，从本体论立论；二是感悟所得的实践品格；三是体会式的精辟独到；四是必将走向世界。再次是他指出了我国译论与国际主流学术观点的契合性。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言必称奈达”的现象，他瞄准奈达的等值与等效理论，指出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神似与化境等理论虽然概念提法不同，但是在“等值”、“等效”等问题上也有所涉及，可谓与国际译坛“旗鼓相当”。
罗先生仔细研究了以鸠摩罗什、钱锺书、严复、傅雷和朱生豪为代表的中国翻译家，他们的翻译成果使他在翻译理论方面满怀自信。他深信中国译学必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得一席，中国译学的发展既要靠传统译论这一“酵母”，也要在国际上“敢于言我”。当然，罗先生也指出，由于自有的特征，中国译学要“走出去”，首先需要跨越的正是翻译关。
可以说，罗先生在中国翻译学界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呈现了源远流长又阶段分明的中国翻译史、灿烂卓著又独具特色的中国翻译思想史、海纳百川又臻于完善的中国翻译批评史。尤其是《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为中国的翻译研究勾画出一幅自成体系的蓝图，这如同向译界发出的宣言，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翻译研究要么是沿袭“之前以传统文论和古典美学为主要理论资源的路向”，要么是言必称西方，奉奈达、雅各布逊、霍尔姆斯、纽马克、科勒和勒弗维尔等西方学者的理论为圭臬。即便是30年后的今天，我国译学界总体上仍然唯西方马首是瞻，是西方译论的追随者和消费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罗先生以其独特的学术眼光、可佩的学者胆识和坚定的学理自信发出了这样一份宣言书，呼吁重视、挖掘、弘扬我国传统译论。并且，罗先生早在1982年就预见到“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而我国于2005年开设翻译本科专业，现已形成本科、（专业）硕士和博士这一完整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现在看来，这些观点无疑是振聋发聩、引人深思的，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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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5-12 【信息来源】管理员 【浏览点击】3348次
